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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知识产权正从普通商事法律工具转变为特定地域博弈手段。随着我国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加速出海，提升涉外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当前，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数量持续攀升。2025年，中国企业涉美知识产权新立案2053起，美国对华337调查29起，涉中国180家企业，全球占比67％。而2025年中国出口企业海外专利布局覆盖率仅24.7％，纠纷前置风险极高。超60％中小出海企业没有专利自由实施分析风险检索机制，被动应诉占比超七成。海外涉华知识产权制度调整越发频繁，导致维权路径及结果不确定性加大，增加了中国企业应对专利诉讼的难度和成本。海外专利侵权风险从“点状分散偶发”变成“常态全域爆发”。如2025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新成立可以直接向局长汇报工作的“标准必要专利工作组”以加强法律执行保障，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屡次对中国企业下达跨境禁令。

此外，海外侵权指控不管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都在延伸。例如，2025年欧洲统一专利法院汉堡地方分院认为中国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国际展会并展示带有CE标识产品”构成“即发侵权”情形，对其颁发临时禁令，即使产品尚未实际销售。又如，境外非专利实施实体滥诉空间向境内蔓延，从传统海外围堵模式转向同时向中国法院起诉，中国全景相机龙头企业影石创新被迫国内外双线作战。

面对跨国恶意诉讼和滥诉，我国正加快全方位反制措施体系布局。一是实现法治保障提质增效。2025年5月，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正式施行，为企业海外维权提供清晰路径。二是实现维权网络全覆盖。已在全国30多个省（区、市）设立了99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平台”，6个重点领域产业平台，并在11个国家布局海外平台，形成“国内＋海外”双向联动维权指导网络。2025年全年累计提供指导咨询服务4800余次，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机构可提供海外诉讼风险预警服务。三是实现服务精准化。国家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收录189个国家和地区的1470部法律法规及国际条约，编制国别指南与维权指引，实现一站式查询服务。四是实现渠道机制多元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可采取禁诉令机制、专利无效程序、商标撤销程序等反制措施。

在系统识别研判风险挑战的基础上，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打通纠纷解决机制国际互认通道已成为提高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

在仲裁方面，我国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中外知识产权可仲裁性规则差异大，部分裁决易被境外认定为超裁而拒执，叠加域外滥用公共政策例外、国内仲裁程序国际化适配不足、调仲衔接不善等因素，导致知识产权仲裁裁决的国际互认水平相对较低。需精准划定仲裁受案范围，支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等对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规则进行优化，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深化跨境协作。

在调解方面，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但尚未批准该公约，目前中外调解程序、证据规则与效力认定标准仍难以统一，跨境协作机制依然缺位，导致和解协议跨境强制执行力较弱。对此，我国已出台商事调解条例，未来还需进一步健全和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建立中外联合调解机制，如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已和21个境外争议解决机构建立了联合调解机制。此外，还需推广“调转仲”强化执行效力，允许当事人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仲裁机构依据和解协议开具仲裁裁决书，提升国际互认水平。

在诉讼方面，我国已签署《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但尚未批准该公约，主要依靠有限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和互惠原则实现国际互认，覆盖面窄，不确定性大。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叠加各国司法差异导致跨境平行诉讼和判决冲突频发。需对接国际判决互认规则，稳妥推进双边司法协助协议扩容，完善平行诉讼协调与对等反制机制，扩大“诉调衔接机制”适用范围。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