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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舅”在江南吴语区通常指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常负责调解邻里纠纷、处理公共事务。目前，义乌已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涉外活动频繁、常驻外商集聚，不可避免地面临较多涉外商事纠纷。义乌市贸促会创新组织外籍人士参与到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等涉外治理工作当中，通过“以外调外”，把外籍人士的语言、文化、行业和外联等优势嵌入法治化治理，把开放带来的“人员变量”转化为治理资源，形成国际商事领域“国际老娘舅”模式，成为 “义乌经验”的一个典型范例。

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的四重治理密码

义乌的“国际老娘舅”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是以身份接近降低沟通成本。涉外纠纷首先要解决的往往不是法律适用，而是能否听懂对方、说清问题、建立有效沟通。 2013年5月，义乌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推出“以外调外”工作法；2026年，义乌市贸促会吸纳9个国家12名“国际老娘舅”热心外商进入商法中心调解员队伍，参与国际商事纠纷调解工作。相较于一般调解人员，外籍参与者通常具有语言相通、身份接近、商贸经历相似等优势，能更准确理解纠纷背景、交易习惯和真实诉求，减少因语言误解、信息不对称和身份陌生造成的沟通梗阻，在当事人与专业治理力量之间搭建有效沟通的桥梁。

二是以交流融入突破文化隔阂。商事纠纷中的许多争议，表面是合同、货款等纠纷，深层却夹杂不同文化对承诺、责任、隐私和交往方式的理解差异。外籍骨干长期在义乌经商、工作和生活，既与国外有稳定联系，又深入融入本地；既了解外籍当事人的文化心理和现实顾虑，也熟悉中国社会生活和相关法律规则，更容易以外籍当事人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解释相关规则，增强其理解和接受度。纠纷发生时，他们是双方都可信任的联络人和“第三方”。这种特殊优势有助于提升双方接受调解、履行约定和修复关系的意愿.

三是以法治协同保障纠纷化解。“以外调外”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将跨语言、跨文化沟通优势嵌入规范化、专业化纠纷解决机制。义乌探索“专业指导+以外调外”模式，法院、司法局、贸促会等部门联动，按照依法调解要求，指导外籍调解员学习掌握调解、诉调对接、司法确认、公证等知识，共同开展调解及调解前后各环节工作，提升涉外纠纷化解质效。截止2026年6月，“国际老娘舅”模式已累计调处涉外纠纷超过1500起，成功率达96%。在具体运行中，外籍参与者与法官、人民调解员、律师及有关部门协同联动，兼顾消除语言文化隔阂和守住依法调解边界目标，取得涉外纠纷规范化解的理想成效。

四是以中外共治提升开放治理韧性。“国际老娘舅”模式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外籍人士由服务管理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参与力量。义乌已经形成了国际社区、专业市场调解平台、志愿服务组织联动机制，共同引导外籍居民参与议事协商、诉求传递、风险发现、法治宣传和社区服务。一方面帮助基层部门及时了解外籍社群的现实诉求、文化习惯和风险苗头；另一方面，向外籍居民准确传递法律政策、社区规则和公共安全要求。这种中外居民依法有序参与的共治机制，既增强外籍人士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也提高了开放型地区应对人员流动、文化差异和跨境关联风险的治理韧性。

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的推广价值

回应高水平开放向基层延伸的共同治理需求。义乌探索回应的并非一地之需，而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中面临的共性治理课题。随着跨境贸易持续扩大、涉外经营主体不断增加，涉外矛盾已由传统的货款、质量和交付纠纷，进一步延伸至劳动用工、知识产权、物业租赁、社区生活和公共安全等领域。涉外治理容易出现语言翻译“翻得出字面、翻不出语境”、规则告知“讲清了条文、解不开情绪”等问题。推广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实质上是为我国高水平开放补强基层沟通、社会信任和前端预防的“软基础设施”。

为涉外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县域样本。义乌经验表明，县域参与高水平开放，不仅要解决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和公共服务等发展问题，也要具备承接多元主体、协调不同利益和维护基层秩序的治理能力。“国际老娘舅”模式立足县域治理层级，将全球流动带来的复杂关系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使开放形成的人员流动、商贸联系和文化多样性得到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承接。通过基层首创，为专业市场、跨境电商和外向型产业集聚的县域提升涉外治理能力提供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样本。

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涉外实践场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把矛盾风险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并在法治轨道上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延伸到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境关联的治理场景，拓展了群众路线在涉外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方式，为多种涉外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多元参与和基层化解提供新的实践载体。

推广“国际老娘舅”模式的对策建议

研究制定国家层面推广指引，稳妥开展分类试点。建议在充分评估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适用条件、运行边界和实施成本的基础上，明确其功能定位、适用场景、人员身份、运行规范和风险边界，研究在全国贸促系统试点推广。首批可在外商常驻、涉外交易活跃、基层调解基础较好的专业市场所在地先行试点，按实际需求嵌入涉外纠纷联络、咨询和协助调处功能，依托现有国际商事调解和在线解纷平台探索多方协同参与的解纷机制。发挥义乌“国际老娘舅”模式先行示范作用，支持各地立足开放形态和治理基础，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实践样板。建立试点清单、年度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成熟做法。

建好专业队伍，规范遴选培训和协作机制。可摸排长期在华经商、就业和生活的外籍人士，遴选守法诚信、热心公益、具有语言沟通能力和社群影响力的骨干从事国际调解工作。建立涉外纠纷调处人才库，按照语种、国别、行业和专业领域分类储备， 设置涉外治理联络员、特邀调解参与人、国际志愿者等岗位。推行“外籍骨干+调解员+律师或行业专家”协作机制，明确外籍骨干主要承担语言沟通、文化解释、国外联络和协助调处等职责，充分发挥其作用。

依托现有阵地，把服务延伸到涉外一线。可依托各地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产业园区服务中心等平台，将外籍调解骨干服务嵌入涉外纠纷咨询、受理、联络和转介功能中。商贸纠纷服务重点下沉外商集聚的专业市场和国际采购区域；劳动用工服务重点对接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跨境电商纠纷以在线调解和跨区域资源调用为主。通过固定值守、线上预约，让涉外纠纷主体就近获得沟通和调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