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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舟山某修造船企业接到了一笔来自新加坡某海事工程公司的订单，将其名下的一艘马绍尔籍船舶改装成风电工程船。工程结束后，新加坡工程公司却未能按约在2026年1月底之前支付剩余修造款1500余万美元。

正当舟山修船企业准备启动法律维权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彼时，这家新加坡工程公司已经陷入财务危机，除了拖欠舟山修船企业的船舶改装费外，还背负着外轮代理费、燃油加注费、物料备品费等多笔债务，债权人来自中国、英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总金额超亿美元。其中，舟山修船企业是该船最大的债权人。

为保全债权，2026年4月，舟山修船企业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停泊在舟山普陀的船舶。同时，2026年5月，根据当初船舶改装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舟山修船企业向新加坡某仲裁机构提起仲裁。

仲裁程序启动后，双方却面临着不少困惑。

对舟山修船企业而言，境外仲裁才刚开始，即便拿到胜诉裁决，还要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自己何时以及能否从船舶拍卖款中受偿，还是未知数。

新加坡工程公司同样压力重重，除了多国债权人相继维权催讨欠款，船舶扣押后每天产生高额的看管成本，一旦司法拍卖，船舶最终的变现价值也充满不确定性。

是被动等待，还是另辟蹊径？

2026年6月，双方选择重新寻求解纷方案，并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变更了原来的争议解决条款：撤回新加坡仲裁，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一个月后，舟山修船企业正式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的选择，源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心：中国法院依托高效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帮助当事人节省时间与经济成本。

与此同时，另有两方债权人中国台湾某燃油公司和新加坡某管理公司为了后续在新加坡仲裁需要，先后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两家公司在获知案件进展后，也改变了想法，向法院表达了希望加入涉船纠纷化解的意愿。

当案件朝着集中处理的方向推进时，新的变数出现。在巨额债务面前，新加坡公司无力维系经营，宣布进入临时清算。

宁波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案件由于涉及中国海商法中船舶拍卖款的分配顺序，以及中新两国破产程序衔接等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

转机就藏在这艘船舶之上。

由于风电工程船改装完工，市场运营前景良好，国外一家航运企业抛出了收购船舶的橄榄枝，为盘活资产、清偿债务提供了新可能。

合议庭迅速行动，在积极发动开展联络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召集各债权人、船东清算人、意向买家召开线上协调会。承办法官围绕中国海商法中船舶拍卖款分配规则、中新跨境破产衔接的最新发展趋势以及《纽约公约》等专业问题细致释法，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的法律预期。各方均表示，希望在宁波海事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一揽子和解。

各方有和解意愿，但谈判推进难度不小。

这一次，宁波海事法院依托专业平台，工作有了支撑。合议庭充分发挥舟山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贴近航运市场、熟悉船舶行业的优势，会同特邀调解员组织开展多轮协调。谈判过程几经波折，和解方案数次濒临停滞，但合议庭始终没有放弃，不断平衡多方利益，一点点缩小分歧。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促成各方就债务清偿方案达成共识。

2026年9月，新加坡工程公司的清算人、舟山修船企业、舟山某船务公司、新加坡管理公司四方正式签署和解协议。协议约定，船舶买家分别向舟山修船企业、舟山船务公司和新加坡管理公司支付款项，作为对应债务的最终清偿。此外，船舶买家向法院缴纳一笔担保金以保障中国台湾燃油公司的债权，并向英国债权人结清欠款，最后将剩余购船款支付给新加坡工程公司的清算人。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加坡工程公司与各方债权人之间尚未解决及未清偿完毕债务引发的纠纷，协议约定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

这份对中国海事司法的认可，既落笔于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之上，更贯穿在协议后续履行过程之中。

一个月后，全部款项足额履行到位。舟山修船企业、舟山船务公司和新加坡管理公司分别撤回境内外诉讼与仲裁，案涉船舶顺利解除扣押投入运营。

经历两个半月的和解，债权人及时收回欠款，船东留存余款以备所需，船舶资产盘活投入市场，多方主体免于跨境仲裁与破产诉讼拉锯，这起牵涉多国主体、跨法域的系列海事纠纷实现高效一体化解。

从当初个案改变管辖约定到系列案件作出一致选择，当越来越多的涉外海事纠纷当事人对不同法域及其解纷机制进行权衡考量之后，主动选择中国法院、适用中国法律，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便有了更加坚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