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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我国公民、法人海外合法利益保护，建立诉求响应和保护救济制度，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这为检察机关护航企业出海指明了方向：既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打击跨境犯罪，又要积极提供司法协助与维权支撑，切实成为企业海外权益的“法治守护者”。检察机关如何将“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转化为履职实效，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彰显检察担当，不仅是极具价值的理论命题，更是亟待破解的实践课题。
聚焦出海企业法治需求找准履职着力点
洞悉企业需求是检察机关提供服务保障的原点。为精准把握检察机关护航企业出海的履职着力点，笔者对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辖区企业出海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企业需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全球布局需要精准把握经营合规红线。调研显示，企业对海外经营规则指引存在普遍需求：一方面，部分中小微企业反映在境外投资、出口管制、数据及资金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国内合规条件方面还存在规则上的疑惑，需要全面把握规定要求；另一方面，出海企业面临目标国法律体系差异、政策信息不对称、合规红线不清晰等问题，亟须对目标国商事法律以及劳动用工、外资监管、税收监管政策进行精准解读。
二是海外经营发生纠纷时需要坚实的权利救济后盾。一方面，企业海外经营中，合同纠纷、侵权纠纷、货款拖欠、货损争议等问题时有发生，出海企业面临举证难度大、救济周期长、维权成本高、司法协助不畅等问题，亟须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解纷机制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企业在海外遭受侵害，如商业秘密被窃取、跨境商业诈骗、受到不公正刑事调查等时，往往面临跨国报案渠道不畅、证据调取固定困难、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机制响应迟缓等难题，对包括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跨境追赃挽损等在内的权利救济支撑有着迫切需求。
三是企业出海经营遭受不公正对待时需要系统性法治支撑。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部分企业遭遇某些国家单边制裁、技术壁垒、“长臂管辖”、市场准入限制、行政强制干预等不公正待遇，涉外安全与合规经营风险持续攀升。此类情形下，企业在维权应对中往往陷入话语权缺失、法律工具储备不足、单兵作战成本高等多重困境，对以规则反制规则、以法治对话法治的系统性外力支撑有着深层期待。
根据企业需求，检察机关应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从打击、救济、指引（即打击妨害企业出海的刑事犯罪、在企业海外维权中依法提供协助、强化企业出海风险防范指引）三个维度破题发力，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出海。
立足职能定位厘清履职重点及边界
法治护航企业出海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应加强与相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的协同联动，立足打击、救济、指引，明晰履职边界，更好融入企业出海服务体系。
打击重在震慑犯罪、维护权益。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依法打击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商业秘密、跨境商业诈骗等妨害企业出海的各类犯罪，强化追赃挽损与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以高质效办案为企业撑起权益“保护伞”。在打击跨境犯罪时，应通过对管辖权的充分论证，为我国刑事司法介入提供合法依据。
救济重在畅通渠道、支撑维权。涉及企业出海的刑事案件办理，除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外，还需在追赃挽损等方面开展权利救济。在跨境追赃挽损中，应用足用好国内程序，更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针对企业在海外遭遇民事纠纷、刑事侵害以及遭受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不公正对待时的维权困境，应积极提供多元解纷路径指引、司法协助对接和制度性支持，帮助企业降低维权成本、增强依法应对的信心与能力。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赋予中国公民和组织因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导致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在国内的民事起诉权。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运用民事支持起诉职能，协助出海企业维权，当损害涉及不特定多数企业或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还可探索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当前，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已新增相关涉外条款。
指引重在防范风险、明晰红线。依托刑事案件办理中积累的类案经验，检察机关可聚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支付结算、反洗钱、海外反腐败等刑事风险高发领域，为企业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合规风险提示和规则红线指引，帮助企业将风险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如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开展国别法研究，将其中的研究成果汇编成面向企业的《企业出海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与司法救济指引》；虹口区检察院针对航运案件办理中发现的货运代理等领域共性问题和制度风险，向上海市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协会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行业健全内控机制。
检察机关依法服务保障企业出海，既需要充分履职，也需要守牢“不越权”的底线。
第一，立足司法办案主责，守好“依法监督”的本位。需明确检察机关不是代替企业去海外维权，也不是包揽海外合规经营，而是立足“保护在国内，效果在海外”目标，通过依法惩治侵害企业海外权益的跨境犯罪、加强追赃挽损与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使国内司法的打击成效转化为企业海外权益的实质保护。
第二，尊重国际商事逻辑，守住“不越位”的底线。企业出海的市场准入、合同谈判、汇率结算等，总体上属于经营自主范畴。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服务保障企业出海时，要做到“到位而不越位”：对于超出检察职能的需求，积极对接仲裁委员会、商务委等机构和部门，做好牵线搭桥；对于属于法律监督范畴的需求，要主动担当、精准履职、敢于监督、善于破局。
第三，延伸法治保护链条，明确“补位”的边界。当企业合法权益因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受到侵害，且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可以探索提起公益诉讼；当企业海外权益因国内司法裁判执行受阻时，民事检察监督可以发挥纠偏作用。
多维度推动履职效能提升
以企业出海需求为导向，基于已有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履职需从“领域统筹”“全链联动”“国际合作”三个维度推动效能提升。
实现从“属地履职”到“领域统筹”转向。检察实践中，服务企业出海主要依托行政区划展开，面临条块分割、资源分散、服务趋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比如，开展国别法研究、为企业出海风险防范提供指引时，缺乏统筹分工，易导致投入大量人力开展趋同性研究；缺乏成果共享平台，易导致成果运用辐射范围有限。未来，应打破地域思维和行政边界，转向“领域统筹”。一是立足各地资源优势与产业特点差异化配置检察资源。如静安区检察院根据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企业出海的鲜明特征，组织研究并发布《企业“出海”数据安全法律风险防控指引》。二是在上级检察机关统筹下，分类细化跨境洗钱、虚拟货币溯源等涉外案件的证据标准、审查认定规则和全流程取证规范，通过建立线索移送、挂牌督办、案件协作、专业化团队建设等配套机制，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互通、成果共用、优势互补。
实现从“单点发力”到“全链联动”拓展。涉外检察工作是国家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方面，需通过加强与涉外律师、公证机构、仲裁机构、行业协会、行政职能部门间的协作互动，凝聚多方合力，提升检察服务质效。一是依托涉外律师实现对企业海外法律需求的精准把控。检察机关在服务企业出海的过程中，构建以涉外律师为桥梁的互动协同机制，精准把握企业需求，筛选梳理出海企业核心诉求、甄别法律风险，立足检察职能提升服务精准度。二是搭建涉外法治协同平台。检察机关应联合海关、税务、市场监管、商务等行政职能部门，以及涉外律师事务所、涉外仲裁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服务企业出海联动体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服务企业出海信息共享平台，以数字化提升协同效能，实现信息共享、综合研判、线索移送。探索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多元协作突破涉外案件资产确权、管辖冲突、证据认定、执行落地等方面的实践瓶颈。
实现从“国内协同”到“国际合作”延伸。将企业海外权益保护融入检察国际合作，发挥检察国际合作资源优势，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一是依托上级统筹，深化一体联动，拓展涉外检察合作网络。根据上级检察院部署，主动融入检察国际合作任务链条，借助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推动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将企业海外权益保护纳入核心议题，持续扩大涉外检察“朋友圈”，形成护航企业出海的工作合力。二是借力上级指导，用活国际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企业出海需求。在上级检察院指导下，积极对接外国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检察国际合作机制，针对本地企业出海集中的重点目标国，组织线上线下研讨交流与重大案件会商，开展互访研修、情况通报与务实合作，推动检察国际合作资源转化为具体的维权指引和法律服务。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