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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8日，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下称《公约》）。《公约》已于2023年11月7日在中国生效实施，标志着我国在跨国文书认证领域迈入新阶段。不过，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解释》）第7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该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我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对于上述条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在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后，究竟是继续适用既有认证程序，还是适用《公约》规定的附加证明书制度，有必要加以明确。

《公约》的附加证明书制度

《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框架下适用范围最广、缔约成员最多的国际条约。截至2026年9月11日，共有129个缔约方，约占世界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五分之三，包括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及大多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根据《公约》要求，其他缔约国公文书送中国内地使用，只需办理该国附加证明书，无须办理该国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约》并不涉及国内诉讼问题，而是旨在解决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即取消对外国公文书进行外交或领事认证的要求。《公约》第2条规定：“缔约国对适用本公约且需在其领土内出示的文书应免除认证要求。”第3条规定：“为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为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仅可能需要办理的手续是文书出具国主管机关签发第四条规定的附加证明书。”鉴于此，《公约》所设的附加证明书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外交部门认证+使领馆认证”程序，显著简化了公文书的认证流程，便利了公文书的跨境流转。

虽然《公约》的附加证明书制度取代了传统认证程序，但这一程序简化并不意味着影响或弱化对境外证据材料真实性的审核。实际上，传统的认证程序也不负责审核相关文书内容的真实性。根据2015年11月外交部公布的《领事认证办法》第31条第1款的规定，领事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文书能在另一国境内得以承认，不会因为怀疑文书上的印鉴、签名的真实性而影响其域外的法律效力。具言之，领事认证不对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证明的事项行使证明职能，不对文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文书内容由文书出具机构负责。因此，附加证明书与领事认证书功能等同，仅证明文书上最后一个印鉴、签名属实，不对文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文书内容真实性仍遵循“谁出具、谁负责”原则。

为准确理解附加证明书制度的功能，有必要理清公证和认证的关系。我国公证法第2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据此，基于《解释》第77条第2款确立的“先公证再认证”要求，对于境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是通过公证程序加以审核和证明的。相应地，《公约》推动使领馆认证程序向附加证明书制度的转变，仅涉及认证程序的简化，既不涉及也不影响境外证据材料真实性的审核与证明。同时，附加证明书制度并未完全取消对公文书的认证，而是以附加证明书的一步式认证，取代了“外交部门认证+使领馆认证”的两步式认证。附加证明书虽然简化了认证流程，但并未弱化认证功能，其仍需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

《公约》所指公文书的范围

《公约》所设的附加证明书制度并非适用于所有文书，而是仅限于公文书。《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在一缔约国领土内制作，且需要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出示的公文书。”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诉讼领域，私人主体如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如果符合《公约》规定的情形，亦属于公文书的范畴。进一步讲，《公约》中的公文书具有特定的含义，并不完全以提交相关材料的主体的身份为基准。

《公约》第1条第2款列举了公文书的四种类型：“（一）与一国法院或法庭相关的机关或官员出具的文书，包括由检察官、法院书记员或司法执行员（执达员）出具的文书；（二）行政文书；（三）公证文书；（四）对以私人身份签署的文件的官方证明，如对文件的登记或在特定日期存在的事实进行记录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名的官方和公证证明。”其中，该款第3项列举的公证文书就包括对私人主体提交的相关文件等材料进行公证后形成的文书。同时，该款第4项还涉及对以私人身份签署的文件的官方证明。简言之，即便相关文件最初是由私人主体提供，只要经过了相应的公证或官方证明，相应的公证或官方证明就应视为《公约》所指的公文书。

立足《公约》对公文书范围所作的规定，《解释》第77条第2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既包括《公约》第1条规定的公文书，例如法院或法庭相关的机关或官员出具的文书，也包括公文书之外的其他文书。但实践中，无须对《解释》第77条第2款规定的“证据材料”是否属于公文书进行判断，因为该款规定统一限定了“该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的要求。既然此类证据材料经文书出具国公证机关证明，系《公约》第1条规定的公证文书，就理应被视为公文书。

基于《公约》对公文书所作的限定，附加证明书制度可以消除缔约国对认证程序简化存在的顾虑。具体到诉讼领域，无论是传统的认证程序，还是《公约》所设的附加证明书制度，解决的都是境外证据材料在国内诉讼中的准入资格问题。鉴于附加证明书制度和传统认证程序具有功能上的等同性，对文书出具国公证机关证明的公文书，经该国主管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后，即可在其他缔约国的国内诉讼中使用。

境外证据的认证要求与《公约》适用

我国加入《公约》时，并未对《公约》的相关规定提出保留，因此，《公约》所设的附加证明书制度对我国已经生效。2023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做好〈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对我国生效后相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根据《公约》和《通知》的要求，在《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对于在文书出具国经公证的文书，作为《公约》所列的公文书，只需提交符合《公约》要求的附加证明书，就可以在我国的诉讼中使用。

《公约》和《通知》并未限定附加证明书在国内诉讼领域的适用范围，即无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应适用《公约》相关规定。在具体案件办理中，可考虑按照以下步骤审查境外证据材料的认证要求：

第一步，确定文书出具国是否为《公约》缔约国。如果文书出具国是缔约国，则适用附加证明书制度；如果是非缔约国，则仍适用传统的领事认证程序。《公约》缔约国名单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查询。

第二步，确认文书是否已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境外证据材料，公证是前置程序，涉外公证书是办理附加证明书的基础文书。

第三步，核验附加证明书的有效性。附加证明书包含固定的各项要素，如文书出具国、签署人、签署人身份、印鉴名称等文书信息，以及签发地、签发日期、签发人、附加证明书编号、签发机关印鉴和签名等证明信息。用文方可按照《公约》规定，通过签发附加证明书的主管机关提供的核查渠道验证其真伪。

第四步，进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实质审查。附加证明书仅解决证据的准入资格问题，不涉及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国内法院在认可附加证明书的效力后，仍需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定，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公约》的适用实践表明，附加证明书制度并不影响目的地国确定外国公文书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权利。例如，目的地国的主管机关可以判定特定文书是否符合其国内法律或政策的必要要求，以及该文书是否存在伪造或变造情形。关于外国公文书可以用于证明特定事实的效力范围，仍应依据目的地国的证据法予以判定。

尽管根据《公约》要求可以使用附加证明书制度解决境外证据材料在国内诉讼中的准入资格问题，但相关证据材料在国内诉讼中的具体使用，还需遵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有关规定。在证据审查实践中，法院应关注材料来源是否明确、提取程序是否规范、移交保管链条是否完整，以及证据内容是否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

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背景下，《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刑事诉讼对境外证据材料认证的要求应适时作出调整。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经缔约国公证机关证明，制作公证文书，并经该国主管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后，即可在我国诉讼中使用。对于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仍需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加以审查判断。随着《公约》缔约国数量增加及国内法律体系的进一步衔接，《公约》必将在推动公文书跨国流转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