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法涉外法律服务平台：

“在我执业的30多年中，前一二十年我们的涉外法律工作，更多是为外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提供法律服务，近十几年来，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海外，加快了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律师群体也随之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司法部日前举行的“‘一带一路’法治同行”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采访中，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徐萍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非诉律师，徐萍见证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上绽放光彩，“企业需要熟悉中国商业文化、国家发展战略和监管要求的专业中国律师，作为其可信赖的顾问，帮助他们完成各类国际重要交易。”徐萍说。

据北京市司法局人事警务处处长尹宏伟介绍，近年来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深入落实《首都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从“培养”“引进”“使用”三大环节培养一批能够深度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北京市律师协会建立了以涉外法律业务为主线，覆盖法律英语、执业技能等多方面的立体培训体系，为服务首都经济建设提供涉外律师人才队伍保障。

目前，北京市已有涉外律师5000余名。其中，170名律师入选共985人的“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21名律师入选共84人的全国律协“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345名律师加入各类国际组织。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徐萍回忆，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时候，伴随着引进技术和外资的需要，中国律师的涉外法律工作开始逐渐兴起。

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徐萍观察到，外国公司对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变化有着直观的感受。

“过去很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需要我们帮助到不同的政府部门递交审批材料，整个流程非常繁琐。”徐萍说，随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现在审批路径清晰明确，流程大幅简化，很多已经改为了网上备案，“一些外国企业的代表都很惊讶，很多事项都不需要审批了。”她举例称，以往复杂的企业工商登记，现在都可以线上便捷办理了。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法治建设也在加强。“比如在市场开放方面，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涵盖反垄断、数据安全等方方面面。”徐萍补充说。

随着国内企业实力的上升，过去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的势头猛烈，需要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有效防范及化解“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法律合规风险。

“我们凭借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实务经验，助力中国企业实现长期的国际化战略布局，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保驾护航。”徐萍介绍说，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国内企业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面对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复杂的法律环境，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来提供法律服务，这对涉外律师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涉外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海外合规

在“出海”过程中，一些企业因准备不足，不免栽了“跟头”。“有的企业在海外中标了项目，结果因为环保、劳工等方面的问题不符合当地规定被处罚，导致巨亏。”徐萍说，企业“出海”时，在了解当地法律环境、提升法治意识方面，亟需律师作为“外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徐萍服务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渐进式分阶段收购德国某企业集团以及某股权项目。徐萍带领的团队作为潍柴的牵头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整个项目的各个环节，包括最初的结构设计、尽职调查，到合同谈判、交割，以及后续一系列增持行动等。

“要做好中德企业间的并购交易，必须深入研究德国特有的公司治理模式，特别是要精通其劳动法体系。”徐萍回忆，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根据德国法律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整体或者部分转让资产，必须要与员工和工会进行充分协商，“为了要顺利地完成这项交易，取得员工和工会的支持就非常重要。”

“该企业员工一开始对中国公司非常陌生，有很多顾虑。”徐萍说，潍柴与德国的工会员工代表经过多次的对话沟通，向他们介绍交易方案，以及公司并购完成以后未来的业务规划，同时与工会签署稳定协议。

“通过本地化的承诺，项目得到了德国员工和工会的高票支持。被德国媒体评论是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徐萍介绍。

徐萍感慨，中国企业在当下“出海”的过程中，遇到的法律监管环境比过往更加复杂，这对律师的知识结构和实务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用法律维护企业海外权益

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范围和力度的不断加大，遭遇的纠纷和争端也越来越多，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以应对国际风浪。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俊长期从事涉外争议解决工作。

在2022年，彭俊作为中国法律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帮助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外国法院胜诉。这起案件中，彭俊所代表的是一家省属国有企业，其名下的船舶在南非被扣押。

按照南非法律，如果一家企业产生了债务，债权人可以扣押该企业的“关联船舶”，要求其代为偿还债务。而“关联船舶”不仅包括由同一企业所有的船舶，还可以将该企业的关联企业的船舶作为“旁系亲戚”扣押。南非关联船舶制度是我国国企的重要法律风险之一。

在彭俊参与的这起案件中，被扣押船舶的公司与真正的债务人均是同一省级国资委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两家企业分属不同的国企集团，但是穿透后该省国资委持股率都在70%以上。

在公司法的一般法律概念中，两家企业受同一主体控股就属于关联企业，符合“关联船舶”制度允许扣押的范围。彭俊需要说服南非法官理解中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最终南非法官认同了彭俊的陈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故事，建立了有利于国有航运企业的先例，也在深层次上刷新了国外司法界对于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刻认识和认同。”彭俊感慨。

在他看来，优秀的涉外律师，既要熟悉中国国情，能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熟悉国际规则，能用好国际规则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开疆拓土。

“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层面高端实战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还存在短缺，我们将继续加强全市涉外法治人才队伍顶层设计，以市场需求为人才培养导向，完善人才支持使用机制，不断提升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供应的规模和质量。”尹宏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