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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基层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为基层法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基层法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公证服务作为基层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立足于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推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农业健康发展、服务保障农民权益。本文围绕乡村振兴的具体目标，从实践层面来分析公证法律制度在其中可以发挥的功能及其限度，从而促使公证正确定位、有效面对，真正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一、公证服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功能定位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的保障，公共法律服务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服务群众、保证群众合法利益的重要举措，公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乡村治理、促进农民依法维权、助力乡村企业发展等路径来服务乡村振兴，努力成为农村资源配置的见证者、农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农村和农民权益的保护者、乡村企业发展的带动者。

（一）以公证服务促进土地流转，做农村资源配置的见证者

农村资源主要就是土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步进行，在土地问题上有高度关联性。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在村发展人口的土地权益同样需要得到保障，这都是可以通过公证来实现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安家定居，他们与农耕地、宅基地在物理上日渐分离，在生产生活层面丧失了对土地的依赖性，但他们在土地上依然存在利益。因此，一方面，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在村发展人口的土地权益，包括对土地的实际利用，在村居住、耕种或从事其他产业。这样，农村土地的权益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这些土地权益可以通过有序实施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既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变现，又不至于妨碍在村发展农民对土地的利用。二是农村建设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既包括农民的宅基地权益，也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三是农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包括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以及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土地权益；既需要尊重农民土地权利，也需要保持土地利益弹性，保障乡村振兴的用地需求。

针对以上农村土地资源的各方需求，公证都可以全过程参与，成为农村资源配置的见证者，推动资源依法合理有效地配置。特别是针对土地流转这一当前农村主要矛盾，公证服务更应有积极作为。现我国农用地实行“三权分置”，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分置并行。土地承包权基于村民身份取得或继承取得，经营权可以流转。其中，一些农民家庭选择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流转出去，从而获取地租收入。在这种格局下，农村土地经营格局较为复杂，既有集体成员的承包经营，也有集体成员流转其他成员土地的经营，还有外来的农业经营公司下乡经营农民的承包地。针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以及围绕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等，以巩固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重点，公证要积极主动介入土地流转全过程，保障集体、农民、企业等各方合法权益，化解土地流转矛盾纠纷。农村土地的流转有严格的程序，公证机构可以通过对土地流转程序把关，有效避免因程序违法所导致的农村土地流转无效的情况发生；公证机构可以通过规范和完善流转合同，固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审查合同主体资格、真实意思表示，企业履约能力、土地使用途径等，来保障土地的合理使用，督促流转各方依法履约；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是弱势群体，公证机构可以通过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告知权利义务，特别是公证法律手段，如土地现状的保全、流转费的提存，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总之，公证机构要在农村土地界定、确权、登记领域积极探索公证服务的新方式，促进土地流转的有序开展。

（二）以公证服务促进乡村治理，做农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

乡村振兴涉及诸多环节，包括顶层设计、地方规划、多方合作、督查评估等，但无论多少环节，乡村振兴事务最终一定要落实在乡村。乡村振兴的具体事务，包括村庄规划、农田整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村庄集体经济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乡村社会文明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乡村治理事务的达成，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层。乡村振兴事务需要在村庄落地，其中多数需要经过村级民主治理，村级民主治理就是在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村庄中的公益事业兴办和重要公共事务，都需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不过，实际的村务民主治理并非民主程序就能简单解决。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属于自治范畴，缺乏强制执行力，这使得村务民主治理变得十分复杂。由于不同事务在自治过程中面临的症结有所不同，因此治理的效果和表现也会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动员和民主决策的有效实现。民主动员的难点在于，村庄如何通过民主手段动员所有受益村民达成全体一致的合作，有效抑制个别人的不合作倾向。民主决策的难点在于，当公共事务落地牵涉特定的人和利益时，如何有效协调，使这些人和利益不成为民主决策的障碍。村级民主治理的法治保障需要面对这些具体症结。

公证针对以上症结，可以发挥其证明效力、强制执行效力等独有职能，以及其他的综合法律服务为村级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具体来说可以协助村委会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规定，为村委会换届选举、重大项目谈判、签订重要经济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公证服务。积极拓展、深度参与涉及村的基层行政执法辅助事务，综合运用合同证明、权利确认、现场监督、保全证据、提存等方式，防范征收征用、拆迁改造、环境整治、行政强制执行等各类行政执法活动的争议风险。主动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对接乡镇街道、村和各类市场主体，试点推行公证人员担任村居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依托重庆村居法律顾问服务平台或者其他基层社会综治平台，针对行政执法、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上学就医、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提供线上、线下法律政策咨询、法律服务指引、专业法律意见，积极引导居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三）以公证服务促进依法维权，做农村和农民权益的保护者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乃至于农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产生各种纠纷，纠纷得到有效解决、权益受到保护，这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乡村振兴中必然涉及诸多农村和农民权益的保护，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农村和农民的权益，需要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来实现；二是乡村振兴权益没有实现或遭到侵害时，有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渠道，这需要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无论是正面的作为还是未实现时的救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护农村和农民的权益。

有效供给多元权益救济渠道，促使权益得到保护，公证服务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公证机构可以充分利用法定证明机构的职能作用和中立地位优势，依法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依法进行核实和证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突出农民在婚姻、收养、遗嘱、继承、抚养、赡养、监护、财产分割、务工、土地流转、拆迁安置等重点领域，着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落实告知承诺制、全域通办等便利措施，提供高效、优质公证服务。密切联动调解组织，协同排查矛盾纠纷，重点参与拆迁安置、劳动关系、损害赔偿、婚姻家庭关系、家庭邻里关系、农村土地征用、基层涉农合同等争议和纠纷，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对以给付义务为内容的调解协议引导办理赋强公证，促进和保障协议有效履行。

（四）以公证服务助力乡村企业发展，做乡村企业发展的带动者。

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乡村企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对各类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现代农业产业形态也随之优化升级，农产品深加工、都市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物流运输和绿色种养等业态逐渐涌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乡村企业相较于城镇企业更加缺乏法治化保障，也缺乏法律意识，大多都没有聘请专业法律顾问或律师团队服务于企业，企业的公证意识就更弱。而公证机构作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可以通过为乡村企业提供涉农企业的合同公证，农业项目建设中的招投标公证，农业项目、乡村企业的贷款公证，知名农业品牌保护公证等等涉农公证服务，为乡村企业运作提前做好风险预防措施，助力企业走向规范化、法治化道路。公证机构相较于律师，更侧重于运用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为乡村企业提供证据保全、金融赋强、现场监督、经济协议等公证服务，这些制度优势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公证应当和律师，法律服务所等一同为乡村企业编织起法律保障网，加速乡村企业的规范化、法治化进程。

二、公证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体系

乡村振兴需要公共法律服务提供法治保障，公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空间保障、时间保障、机制保障等方面，加大全过程参与到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一）打造空间保障体系，实现公证服务对更广大乡村的地理覆盖

中国广大的乡村始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疑难和薄弱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城乡二元蕴含的传统与现代观念、地理空间的中央与边陲，以及法律文化的国家法与习惯法，构成多维度的内在紧张；与此相关的，还在于改革开放40年，乡村地区法治建设的内涵与重点，随着国家战略、社会结构和制度生态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员分布不均。就重庆市的状况虽然每个区县设立了一个公证处，公证机构从业人员在主城区较多，但偏远区县公证从业人员较少，从实际上来看是不能满足农村的现实需要。但随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重庆市在全市792个乡镇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室），在7977个村建立了公共法律联系点，为公证进农村提供了基础。公证机构要与司法所、“法律明白人”“村居法律顾问”、村委会干部、网格员、调解员、乡贤等加强工作协同，融合社会治理、基层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等资源和平台，了解基层自治组织、企业、居民等法律服务需求。依靠各乡镇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室和联系点设立公证便民联络点，在各村公示公证人员的联系方式，建立公证联系微信群，把公证办到村民家门口，打通公证服务“最后一公里”，为群众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公证服务，真正实现公证服务的全覆盖，达到空间保障。

（二）打造时间保障体系，推动公证服务提前介入乡村法律纠纷

当法律制度供给大致覆盖多元、多等次的基层需求，将零散的制度设计整合为一个内部协调、分工有序的体系，便成为可能和必要。更重要的是，搭建体系、前期提前介入能够极大地化解多元主体法律需求之间的潜在冲突，从时间上得到充分保障。以群众信访为例，一方面，要保障农民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维护权利和开展社会监督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区分谋利型信访、缠访、闹访，恰当运用司法、公证调解等多种资源，力求做到分类治理。考虑到部分群众信访的对象正是基层政府，那么，作为多元主体的农民、村庄和乡镇，对法律制度供给的关切，便可能对公证的介入有高度需要。因此可以鼓励和支持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提前介入，与村委会、乡村法律明白人等建立“结对子”机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群的法律需求，融入各级各类法治宣传、服务管理平台，利用村（社区）广播站、微信号、微信群等渠道，开展送法“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进大院”，采取法治讲座、知识竞赛、发放法律宣传品等方式，普及《民法典》、劳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特殊群体保障等法律知识，增强基层自治组织、企业和群众的法律意识，提升全民法治素养，让法治的种子在乡村生根发芽，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打造机制保障体系，深化公证服务的普惠性与适农性建设

基于如何让公证能长期持续为农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广泛试点，建立起服务乡村的公证机制，比如，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情势下，地方政府从单一的GDP竞争逐渐转向“经济增长”与“社会创新”两条战线同时发力，因此建立公证服务乡村建设的运作机制是必要的。针对农村的特点和特色，公证服务乡村的机制可以从公证的职能职责出发，从服务的项目、服务的目标、服务的成果、服务的效率、人员的保障、经费的保障等方面进行思考，毕竟农村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可以思考由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涉及个人财产权利、经济交往等财产类事项由公证处提供普惠服务的思路来建立机制。要结合乡村的实际需要，由司法行政部门从制度上保障公证服务的普惠性与适农性，积极开展公证援助，为军人军属、低保户、老弱病残等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办理；对与领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养、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给予公证费用减免，确保贫困农民群众能够及时得到优质高效公证法律服务。

此外，在助力乡村企业发展方面，应当积极探索公证服务农业发展新模式，如搭建公证服务农产品直播带货平台，推动农产品走出去，运用公证手段保证农产品质量，重庆市渝北公证处在这一领域就率先探索出了“一村一品”这一模式对农产品进行公证溯源，从农产品的选中、培育到储存包装等进行全程公证监督，以确保产品品质，助力乡村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公证机构主动联动律师、司法机关等构建起助力乡村企业发展的一条龙服务模式，针对不同乡村企业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服务，为乡村企业发展、产业兴旺贡献公证力量。

三、结语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公证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是法治保障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公证行业要抓住机遇，从农村乡村治理、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保护、乡村企业振兴等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全方位全时空地保障乡村振兴地深入推进，为新阶段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